图片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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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在线7月31日讯 为改变女孩命运,她扎根云南大山40多年,成立全国首个免费女高,且连续十年高考成绩列丽江第一。 两个考来杭州的华坪女生面对本报记者,聊起了她们的“张妈妈”和“大魔头”:
从云南华坪女子高级中学(以下简称“华坪女高”)毕业三年后,不久前,浙江大学学生徐玉珂又习惯性地拨通那个号码。
话筒那头,女校长张桂梅的吼声,熟悉而急促:“没事给我打啥电话,浪费我电话费,忙你的去!”
此时的张桂梅有另一种焦虑和不安——又是高考成绩出炉的日子。
张桂梅在云南大山扎根逾40年,一直为改变大山女孩的命运操心。
2008年,华坪女高成立。从最初没有围墙、厕所和食堂的校舍,到连续10年高考成绩综合排名全市第一。故事传开,人们赞叹张桂梅的奉献、隐忍、牺牲,荣誉纷至沓来——“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师德标兵”,“全国五一劳动奖状”……但没有哪一种荣誉,比得上硬扎扎的数字:
12年来,张桂梅送1804名女孩走出大山;今年,又有150人考上本科,本科率超94%。
但张桂梅仍不满意。
徐玉珂知道,经历丧偶、癌症,和十几种病痛之后,“张妈妈”的这口气,撑在她们这群姑娘身上。
7月25日,徐玉珂对着本报记者,讲述了自己的华坪记忆,以及她眼里,那个与许多描述有所不同的校长张桂梅。
打电话以前,徐玉珂差不多快半年时间没见过张桂梅了。上一次见面是在春节。徐玉珂眼前的“张妈妈”——这是张桂梅在女高的另一个名字——又瘦了二三十斤,更显皱缩,叫人心疼。2018年初,张桂梅就被下过一次病危通知书。这两年,她的身体越来越差,骨瘤、肺纤维化、小脑萎缩……站在那里,干瘪的四肢在衣服里晃。
但张桂梅对学生的要求依然接近苛刻。在女高,“张妈妈”还有另一个绰号——“大魔头”。
在徐玉珂印象里,“张妈妈”永远第一个醒来。学校不允许宿舍关门,5点15分,门外准时传来她起床下楼的动静。
20分钟后,徐玉珂就能清楚听到,楼下靠近教学楼的拐角,张桂梅的声音通过小喇叭传入耳朵:“姑娘们,起床啦,动作快!”——女生们常穿校服入睡,只有这样才赶得上在5分钟内洗漱完毕,出门列队。
校园不大,起初只有4亩地。这还是张桂梅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多方支持下,历经5年建起来的。教学楼原是深沟,操场是块芒果地,小花坛则是垃圾场……建校第一天,近百个女生三五成群,拖拖拉拉地走在身后。张妈妈很生气:“你们做事情太慢,高中不是这样读的!”
徐玉珂的高中,每天从清晨5点,持续学习到夜里11点半,高三学生还要再晚近一个小时。
校舍窗户玻璃要用报纸至少擦两遍,厕所的瓷砖不能看出黄渍……吃饭也像是打仗,从打饭到洗碗只有15分钟时间,跑得快才能吃到小炒肉——这所女中里,张桂梅,就是无形的规则。
张桂梅从不认为,华坪女高是一所专门给贫困山区的女孩免费上的高中。她说,“贫困”对于女孩来说,更像一种隐私。她的目的,是用知识改变大山女孩的命运。
徐玉珂寝室里曾来过一个黑黑瘦瘦、不爱说话的女孩,每月生活费只有100元,只够每顿吃一道最便宜的炒白菜。她有一个弟弟。父母曾希望她辍学打工,补贴家用。一个月后,女孩还是去打工了。徐玉珂第一次感受到,不是所有女孩,都能按自己的意愿选择人生。她好像更能体谅张桂梅有时近乎病态的要求。
大多数时候,女生们几乎不敢抬头和张妈妈对视:上课没注意听讲要被骂,成绩下降了要被骂,扫除负责的区域有灰堆积也要被骂……张桂梅似乎不太在意过程,只在乎结果。
成绩不错的徐玉珂也怕张桂梅。一次,她卖力打扫后涨红了脸,张桂梅误以为她化了妆,劈头盖脸一通臭骂。比徐玉珂大一届的马玉佳,也有相似记忆——有次,她过敏了,全身上下长了很多红疹子,痒得不行。她去跟张桂梅请假,结果被凶了回去,说她娇气。没药膏,身上又痒,马玉佳只能到处蹭。再一次被发现,张妈妈大骂:“自己不上课,还要影响其他同学!”
越临近高考,张桂梅脸色越加铁青。数学不好的徐玉珂被点名到办公室“刷题”。一盏吊灯,一把木椅,一个人孤零零地对着数学题连刷十几个小时。好几次,她濒临崩溃。她不明白,校长为什么用这么“笨”的办法,来折磨自己。
而对张桂梅而言,打题海战这个“笨办法”,或许是最直接的办法。刚建校时,张桂梅试过2个月的自主学习模式,但效果并不满意,“一道题,教八遍都不会。”——首届100名女生中,只有几个达到当地最低高中录取线,学生的基础很差。
来华坪前,东北姑娘张桂梅和丈夫在大理教书。有媒体报道,年轻时的她花钱大手大脚。为了去成都玩,她一个人包下了一家招待所。但因为这群学生,张桂梅变成了她们口中的“周扒皮”。
这所大山里的女校,对标的是以残酷的“高考模式”出名的衡水中学,“我们的孩子,就是要比别人花更多时间,刷更多题目,才可能赶超别人。”张桂梅说。
严苛,换来的是女高成绩逐步提升。2011年夏天,华坪女高第一届学生高考,综合上线率100%,一本上线率4.26%。这个成绩远超预期。如今,华坪女高已连续十年,高考成绩综合排名全市第一。
疫情前,在浙江工业大学念大四的马玉佳找到一份工作,在杭州一家贸易公司做销售,待遇不错。
大三的徐玉珂,也在西湖区人民法院第一次实习做书记员。她当年的高考成绩不错,学校和专业也是张桂梅组织老师一致参谋得出的:上浙大,学法律。
只是大学的起步,和初进华坪女高一样,学习生活,徐玉珂都有点不适应。
口语课上,自己蹩脚的中式口音一出,不少同学忍不住笑;山里姑娘内向、腼腆,处理不好与同学的人际关系……最会学习的华坪女生,有了很多迷茫。
“同学聊的剧没看过,用的化妆品没听说过,就连支付宝还是同学教的。”在不可避免的现实冲击中,她也开始思考女高的模式是否正确。
徐玉珂花了两个月,才算挺过大学缓冲期。现在,她不后悔高中那些以分数为最高准则、规矩近乎苛刻的日子。用她自己的话说,“这也是一种经历”。
上次回校,徐玉珂特意涂了粉底去见张桂梅。又聊起冤枉被骂的往事,徐玉珂笑嘻嘻地问:“我那时候那么黑,你还说我化妆。我现在白了,你怎么不说了?”
张桂梅含糊了几句,两人相视而笑。
徐玉珂忽然觉得,自己长大了。
之前的电话里,徐玉珂提过,想回校任教。她猜,张桂梅不会答应——她希望姑娘们出去了,就不要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