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启示录李开复

micropower · 发表于 2005-12-3 12:18:00

今天，美国大学的实力雄踞世界之首。美国的高等教育不仅是国家向公民提供的一项福利，也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优良动力。美国卡内基小组的研究表明，美国的经济实力有50%是从它的教育制度获得的。拥有了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美国才能拥有大量的自主知识产权、影响深远的杰出学者和强大的知识经济，才能成为科技强国。

然而，美国高教并不完美。美国在过去一百年中有许多措施、政策、制度、思路值得效法，但近20年来也呈现出流弊日滋的景况。

本文的目的在于分析大学对美国发展的重要贡献，探讨美国大学成功的根本要素，以及近二十年来显现出的弊端。《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但愿本文对美国大学体制成败得失的分析能对寻求中国教育制度进步的人们提供一种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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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成功的五大理由 $ h/ Q! @( r0 R2 F0 t

美国作为世界公认的科技强国，拥有世界50%以上的学术论文、诺贝尔奖得主和专利。美国之所以强大，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拥有为数众多的世界一流学府，它们吸引着全世界最优秀的学生负笈美国，一俟学业完成，这些学生很多都留在美国，成为美国支撑其科技强国地位的砥柱。

全世界最好的大学有85%是美国的大学（据上海交大所做世界大学排名，前２０名中有１７所美国大学）。美国用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吸引世界各地的最有潜质的学生到美国学习，再用它强大的企业将这些人才中的大多数留在美国本土。在微软、IBM、苹果等美国高科技企业中充满了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国家的拔尖人才。这些异域精英们为美国的科技和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美国大学的成功有五大理由：（1）英明的政策与官员；（2）灵活自由的教学方式；（3）严格的教师录取、晋升、管理制度；（4）在进步中求稳定的思维；（5）私立大学奇迹般的崛起。

(1) 英明的政策与官员

1862年，美国正着手开发西部，一位有远见的参议员Justin Morrill为了提供落后地区的农工人员受教育的机会，推动实施了《赠地法案》，由政府提供免费土地用以创办新的“赠地大学”。这个法案使每个州分别获得三万英亩土地，《法案》还允许大学将这些土地变卖，用卖地之资作为学校经费。

随着美国的社会财富日益雄厚，国家对大学的经费投入也逐步增加。见到德国的研究型大学获得成功，Morrill和其他参议员又推动实施了新的法案，追加了研究经费和新学科教学的经费，以促成研究和教学并重的“研究型大学”。

尽管有了这些英明的政策和充裕的经费，20世纪初美国的科研和大学仍然落后于欧洲。这时的美国，需要的是一个契机。历史没有让美国人等得太久。二战期间，在美国国家防务研究委员会主任Vannevar Bush的领导下，有六千名科学家机密地进行了大量的科研工作（包括影响深远的对原子弹、雷达、解密算法、导弹和青霉素的研究）。二战结束， Vannevar Bush调任国家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主任。他提交给罗斯福总统一份名为《科学——无尽的战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的报告，阐述他设计的一整套国家扶持科技，利用科技创造财富的机制，其主要内容如下： 6 i4 F/ k4 O1 W! r%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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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提高科研经费。科学研究是国家强盛、人类进步所必需的，政府有责任支持、资助这个领域。从1940到1990年，美国的研究经费涨了4000倍。2000年，美国联邦政府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支出超过38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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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国家科研下放给大学。 Vannevar Bush的主要方案之一就是“合同制联邦主义”（Federalism by Contract），其实质就是联邦政府自己不设立研究机构，而是通过签订研究合同的方式，把科研任务交付给大学或私营公司。他与41所大学/研究机构、22家公司签订了二百多个科研合同。美国除了少数的国防机密项目，绝大多数的科研经费都经过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卫生基金会、国防部高科技组织、海军研究办公室等提供项目，通过竞争方式下放给研究型大学和其它实验室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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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国防科研产业化。二战时发明的很多技术都有巨大的商业价值，Vannevar Bush 力主由大学（象麻省理工学院的 Lincoln Labs，加州理工学院的 Jet Propulsion Lab）来做这些技术的下一步科研工作，然后经过国防承包商（象波音、Lockeed、BBN）将这些技术产业化。这一系列措施催生了世界一流的大学和公司，巩固了美国作为世界第一科技大国的地位。

美国当局从谏如流，Bush报告中的三点从此为美国现代科研政策定下基调。

《科学——无尽的战线》所力倡的开放式科研和苏联的集中式科研理念上截然不同。国防科技方面，苏联有星有弹，并不比美国逊色。但是苏联的集中式科研与社会隔离，武器做得越先进，社会越穷。最后整个国家陷入经济恐慌，失去科技强国的地位势所难免。而美国的开放式科研，由大学负责创新，由企业负责产业化，每一项发明都能充分发挥它的潜力，同时也为大学和产业带来了无比巨大的推动力。

Bush这些明智的政策使得大学在经费上富可敌国（实行“合同制联邦主义”的初期，麻省理工学院就得到一亿美元的经费），大学里面群英荟萃。从此，不但美国大学后来居上超过欧洲，美国的高科技（航天航空、医学、计算机、操作系统、网络……）也迅速产业化，创造了无比巨大的财富。另一方面，大学教授和毕业生创业成功后，将他们的知识和财富重新输入大学，形成生生不息的良性循环。

在此，我们不能忘记这个伟大进步的功臣：英明的官员。Vannevar Bush就是其中最卓越的典范。他本人不仅是政府官员，也是有独具慧眼的战略家和卓越的科学家。他在1931年研制成功的“微分分析仪”（Differential Analyzer），是电子计算机的鼻祖。他在1945年写的 “As We May Think”一文，预测了未来计算机、数据库、数位相机、语音识别、Internet等功能，有人因此称他为电脑之父。Vannevar Bush曾任麻省理工学院的副校长，曾创有名的Raytheon公司，也是美国专利系统的创始人之一。如果Vannevar Bush没有步入仕途，他很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然而，作为运筹帷幄的政府官员，他对美国社会的贡献远远超过大多数诺贝尔奖得主。他的例子昭示我们，教育、科研和经济的进步不但需要大量经费投入和开明的政策，也需要具备大师智慧的官员。

(2) 灵活自由的教学方式

美国的教学方式非常灵活，风格上跟欧洲大不相同。教师和学生在直截了当的氛围中交流思想、学习知识。无论是在小学、中学还是大学，美国教师一般不会对学生进行大量的知识灌输，而是采用实验、案例、讨论、互动交流等丰富生动的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在美国的大学，教师鼓励学生追逐兴趣而不是追逐“热门”，开明的校规也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转系。我刚进大学时想从事法律或政治工作。一年多以后我才发现自己对法律没有兴趣，学习成绩也只属中等，但我爱上了计算机。我每天疯狂地编程，很快就引起了老师、同学的重视。终于，大二的一天，我决定放弃此前一年多在全美前三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已经修得的学分，转入哥伦比亚大学藉藉无名的计算机系。若不是开明的校规允许我转系，今天我就不会拥有计算机领域的成就，很可能只是在美国某个小镇上做一个既不成功又不快乐的律师。

在美国的大学，教师还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鼓励学生大胆提出自己的设想和建议。我读书时，曾提出与导师的思路截然不同的技术方案。当时我的导师说：“我不同意你，但是我支持你。”他的鼓励最终促使我沿着自己的道路获得了成功。这种因材施教、鼓励创新的教育理念再好不过地体现了美国教育思想的先进性。

(3) 严格的教师录取、晋升、管理制度

美国的高等院校大多拥有一流的师资，可谓大师云集。在美国社会，大学教授是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职业，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和优渥的待遇。优渥的待遇保证了师资质量，优良的师资带来学生对老师的尊崇，学生的尊崇又使老师社会地位提升，结果是待遇又继续提高，从而形成大学师资的良性循环。

在麻省理工学院或斯坦福大学这样的一流学府，一个教授职位常常有上千人同时申请。当一名青年教师，击败了上千名竞争对手，进入斯坦福大学作助理教授后，他只得到一纸为期7年的聘书。7年后他有50%的机会得到“终身职”，得以终身留在学校。但是他也有50%的可能得不到“终身职”，必须放弃成为教授的目标，甚至失业。这样苛刻的条件下一个职位仍有上千人申请，我们可以想象教授在美国是多么令人向往的工作。

“终身职”制度有两个目的。第一，确保教授合格。获得“终身职”教授职位极为困难。申请者需要做多项独立科研、在高水平的期刊发表文章、成功地指导博士生，再经过严格的师资评审制度，由同行教授进行客观考评，仔细衡量对科研的实际贡献，加上学生的评语等，然后才能证明其“终身职副教授”的资格。如此高的门槛，保证了教授的质量，也保证了教授的社会地位。第二、保障思想自由。一旦获得“终身职”，学校不能因为思想偏激或攻击学校、政府而解雇教授，等于提供“终身”保障。

此外，美国高等院校在管理上强调专注于教育和基础研究，不鼓励大学办企业、不鼓励教授拿过多的横向项目，以免影响教学质量。大学教授本来就有丰厚的薪酬，还可以每周抽出一天做待遇不菲的“顾问”工作，更可以选择时机留职停薪到社会上创业。所以美国教授没有后顾之忧，也能够公私分明，把在校时间全力投入到科研和教学。

(4) 在进步中求稳定的思维

19世纪以前，欧洲的大学主要训练的是教士和政治家。在前现代社会，人们心目中世界是稳定的，并且从根本上讲是已知的，如果说还存在未知的部分，那也一定可以从已知的知识出发推导出来，因为秩序是一以贯之并且无所不在的。未来在某种意义上被想当然地认为是历史的重演，人们从未设想过这个稳定的世界秩序会存在被颠覆的危险。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教育的目的是传授固定的知识。大学最重要的品质是稳定。

自19世纪以降，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医学革命带给了人们希望，核子武器、恐怖主义、环境危机、能源危机带给了人们恐惧，两次世界大战动摇人类对自身智慧和理性的傲慢……随着伦理、道德、信仰、哲学、科学的深刻变化，人类开始意识到，未来将不再是过去的重演。这种时代趋势给教育带来深刻的影响。从此，教育的指向不再是重复僵硬的知识或真理，而是创新。而大学最重要的品质也不再是守旧的稳定，而是迎着风险追求进步。

就在古老的世界因创新而变得年轻的转折关口，美国的大学把握机会，在“进步”的旗帜下，在胸有韬略的教育家领导下，超过了欧洲以“稳定”为要的大学（德国的大学是一个例外）。美国本是一个多元文化大熔炉，美国的大学为了进步敢于创新也愿意模仿。很好的一个例子是19世纪在德国柏林大学这种研究型大学大获成功的启发之下，美国的大学迅速将德国模式融入美国本土教育，再加上政策的支持，很快青出于蓝，超过德国研究型大学的成就。另一个例子是MIT最近以一亿美元总经费计划将２０００门课程（包括课本、演讲稿、笔记、习题、答案等）无偿地在网上公开。这不但代表了MIT拥抱网络技术和远程教育的进取心，更显示了它不惧风险，并对蝉联世界工科领导者地位的无比信心。

在处理进步和稳定的关系问题上，美国大学提供了值得效法的范例。且听加州大学校长Clark Kerr的夫子自道：“进步和稳定都重要，但是我深信进步比稳定更重要，因为惟有进步才能带来真正的、长远的稳定。因此，当两者有冲突时，我们应该放弃稳定而追求进步。”在过去的一百年中，美国奉“在进步中求稳定”的理念为圭臬，终于后来居上地超过欧洲老牌大学，令全世界为之瞩目。这个理念，正是美国大学至关重要的成功秘诀。

(5) 私立大学奇迹般的崛起。

美国的大学可分五类：

1. 私立大学 – 是在有理想的成功人士捐赠的基础上建成，归私人所有，由董事会管理。这类大学不以盈利为目的，股东不得获取利润分成，所有收益用于学校发展及提高科研教学水平。

2. 公立大学 - 如各州立大学，完全由政府出资，满足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基本需要，体现了教育资源利用的公平性、正义性和便利性。

3. 教会大学 - 出于宗教目的，由教会拥有，补充社会基本教育条件并服务宗教目的。

4. 公立社区大学 - 提供低学费的两年制学位教育，瞄准那些无法进一流大学的学生。也有学生为了省钱，先读两年社区大学再转学到公立或私立大学。

5. 私立职业大学 - 以盈利为基本目的，相当于企业或者公司，这类大学一般收费较高、办学水平较低，类似中国现有的许多民办大学。

一个突出的现象是，最优秀的大学中大约有85%都属于上面第一类，即私立大学。这一点从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的排名也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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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排名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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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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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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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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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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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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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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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利诺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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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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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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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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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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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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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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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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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tm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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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内基梅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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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学科领域领先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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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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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内基梅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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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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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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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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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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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黑色为私立学校，灰色为公立学校。）

这些私立大学都是常说的“研究型大学”，它们不但提供优质的教育，而且做一流的研究。尽管公立大学拥有政府的资助，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之间的差距却是越拉越远。私立大学不仅仅是成功的学府，还成为产业的核心：硅谷的崛起归功于斯坦福大学，波士顿周围高科技产业的兴旺则依靠麻省理工学院。

为什么美国能打破过去公立大学一方独霸的局面呢？是什么让私立大学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核心力量呢？美国的研究型私立大学的成功具备下列四个重要条件： R4 p6 e u1 {0 M7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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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想的慈善家：上面表格中的每一所私立大学都是用爱国的慈善家（如Carnegie, Mellon, Stanford, Rockefeller，Harvard）的捐赠创立。其中Rockefeller除了捐赠多所大学，还提供了研究资金，在政府尚未看到微生物学的潜力时，他一掷千金，支持加州理工学院等学校创设这个重要的学科，令美国抢得学科发展的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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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厚的私人捐赠基金（endowment）：经过多年苦心经营，一流的私立大学培养了大批成功的杰出校友。这些校友又对学校慷慨解囊，帮助学校累积了富可敌国的财富，这就是所谓的基金（endowment）。以哈佛大学为例，它的基金会高达一百多亿美元，而且每年都有盈利。用这笔钱，学校给优秀的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出最高薪挖来最好的教授、无偿地把课程放在网上、建立科学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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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才大略的校长和富有特色的大学：这两者相得益彰，密不可分。雄才大略的校长用自主的办学方针和鲜明的办学特色带领学校达到卓越。每个学校都有它的个性，它们不是枯燥的生产线造出来的陈陈相因的货品，也无法用从第一名排到最后一名的线性思维论定坐次。很经典的例子是Daniel Gilman，他作为Johns Hopkins的首任校长，以研究型大学为理想，在短期内创造了奇迹。除此之外，还有雄才大略的校长和计算机系主任把Carnegie Mellon铸造成一个以IT革命为宗旨的学校；加州理工大学的校长和副校长Noyes, Milikan, Hale把这所原来表现平平的Throop Institute改造成小巧精悍的理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邻近哈佛，所以决意发展工科，最终修成正果；西北大学的骄傲则是它世界第一的商学院；伯克莱树立了蜚声世界的自由开放学风……每一所有特色的学校都吸引有特色的人，他们在适合的学校环境里尽情发挥，形成人尽其材，各施所长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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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高效的运作：私立大学在成本控制、运作效率、吸引学生及响应社会需求方面，都比公立大学灵活和有效得多。私立大学不受美国政府政策的限制，也不用每年苦等年度经费，因为私立学校的资金来自基金会，得以像私人公司一样灵活地运作。它们能够以更大幅度的高薪来挖研究大师，提供研究启动经费，它们可以创设新的学科，这种灵活运作的方式正是市场经济的独到之处，因此私立大学可以达到高质量的教学水平，培养高素质的学生。而且，更自由的环境也更能吸引人才。一所大学的成败取决于能否吸引杰出人才，而杰出的人才向往灵活和自由的环境。

美国大学面临的五大弊端

对于改革中的中国教育，美国是很好的典范。但是，当我们羡慕美国的成功时，也要看清今天美国大学的弊端。

今天的美国大学有下列五大弊端：（1）“终身职”制度造成教授不思进取；（2）学费经费失衡导致“大学行销竞争”和“盈利型大学”泛滥；（3）院系贫富悬殊、校方大权旁落；（4）研究型教授身价暴涨、优秀教师饭碗不保；（5）一流学府垄断格局日趋僵化。

(1) “终身职”制度造成教授不思进取

“终身职”制度用较高的门槛来遴选教授是很正确的做法，但是“终身职”也对美国教育产生副作用：得到“终身职”之后，一些教授便高枕无忧，不再努力工作。有些教授高踞其位，其实已半退休，要么就在外创业。这是因为，教授在得到“终身职”后就不再有约束，制度上无法促使他们竭尽全力地担当起对学校和学生的义务和责任。如果在企业，无论职位多高，做得不好，依然会被降薪、降级、甚至解雇。相形之下，大学也应参照企业管理的方式，才能确立令人信服的公平竞争。

（2）学费经费失衡导致“大学行销竞争”和“盈利型大学”泛滥

伯克莱大学教授David Kirp的"Shakespeare, Einstein, and the Bottom Line"一书批评了美国的大学由于近年政府经费削减而产生的学费暴涨。为了生存，很多学校采用行销手段推销自己。行销本身不是坏事，在学费、经费问题无可回避的情况下，适当地融入行销手段有其必要性。但是，有些大学采取夸大、不实的行销手段，不惜通过投机甚至作假来提高排名和提升大学品牌。

此外，很多大学忽视基础学科，因为基础学科拿不到经费。很多大学在雇用校长、副校长时忽略学术和管理能力，而主要看他们的行销能力。这一点已经成为美国教育系统的重大隐患。

正当主流大学遭遇经费问题时，一批盈利型大学乘虚而入。这些学校（如Devry University, Phoenix University，Jones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等等）以中专水平僭称“大学”名号，竟然门庭若市，很快积累了数十万学生。分析这些学校发迹的门路，不难看出端倪：他们拿不到国际认证，就拿州立或市立认证，照样可以得到政府的补助；它们得不到媒体的好评，就在电视上大做广告；它们吸引不到优秀学生，就降低入学门槛；它们为了提高利润，就以最低的代价，最少量的课，最少的专业教师，通过网络教学……这些盈利型大学利用主流大学的危机大发了一笔横财。Devry大学的控股公司已在纽约股票市场上市，市值为１５亿美元，总裁每年收入１８０万美元。然而，看到大学文凭贬值，教育沦为商人掠夺纳税人尤其是贫苦学生的摇钱树，人们不禁要质问：公理良知何在？教育作价几何？

(３) 院系贫富悬殊、校方大权旁落

为了提高各个院系争取经费的积极性，很多美国大学降低学校“提成”，缩减校方的权力，而把权力下放给院系。这造成了冷门院系经费捉襟见肘，热门院系却财源滚滚的局面。例如，伯克莱大学为了大笔研究经费，开始做不开放的研究。南加州大学推行“资源管理下放”的管理制度，要求各学院自负财务盈亏，导致课程变质，院际公共设施的经营品质下降。Virginia的商学院不满校方“提成”太多，干脆自立山头，设法脱离母校。流风所及，大学的各个院系几成盈利性公司。

此外，院系独立还导致校长大权旁落。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像过去哈佛的Eliot校长、Johns Hopkins的Gilman校长，芝加哥大学的Harper校长那样的集社会理想与胆识气魄于一身的教育家。

(４) 研究型教授身价暴涨、优秀教师饭碗不保

另一本题为"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的书，作者是加州大学校长Clark Kerr，分析了美国大学荒废教学的深刻危机。随着大学经费日甚一日地仰仗科研经费，研究与教学并重的大学已变成重研轻教。目前，一个大学或者院系的品牌取决于它有没有一流的研究型教授，这使得大学以天价去挖研究型的明星教授。纽约大学在5年内挖来的法学和哲学明星教授使它有两个系从原先不列名跃升到前三名。然而，大牌明星教授最大的问题是都不愿意教学。于是，纽约大学又只好聘来大批“教匠”应付教学之需。大牌明星教授年薪可以高到一年20万美元，而“教匠”教一门课只有三千元，而且不算学校正式员工。如果“教匠”所授课程明年冷门了，他将彻底失业。

很多美国名校的学生都认为教授只关心研究，不关心学生的学习。最终吃亏的还是学生，尤其是本科生。

(５) 一流学府垄断格局日趋僵化

上述四点弊端，倘若出现在５０年前或１００年前的美国，很可能会被某个慈善家或教育家通过开创或改造一所大学而得到改进。但在今天，这样的变革契机已经不复存在，因为 “一流私立大学”的市场已被垄断。

这种垄断除了靠私立大学的品牌、师资、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的镇山之宝，那就是它们的基金(endowment)。哈佛、斯坦福等大学都有超过百亿美元的基金。仅仅这个基金的利息就已经超过很多学校多年的经费。只用利息，学校可以就可以雇最好的教师、补助不够的经费、或者进行扩张。实际上，它们甚至根本不需要动这笔“老本”，这些私立大学凭他们的品牌和实力就能拿到天文数字的科研经费，基金只会年复一年像雪球般越滚越大。

二流学校根本不可能与这些垄断市场的一流学府竞争，也不再会有慈善家敢于拿钱来和他们竞争（谁愿意投资几百亿，并且惨淡经营几十年后也只能达到“准一流”的档次？何况名校出身的慈善家对自己的母校都很忠诚）。因此，Johns Hopkins、芝加哥、斯坦福挑战哈佛的历史将不会重演。由理想的教育家和慈善家共襄盛举缔造历史的时代已经远去。现在，一流大学的作风和政策早已固定，在没有挑战的情况下，很难出现任何改革。

寄语中国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美国大学的利弊得失对中国来说具有重大借鉴意义。就中国的发展目标而论，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世界一流的学府——无论这个目标有多困难，这都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

面对这个任重道远的目标，有人夸下海口，声称２０２０年应可达到；也有人冷言相讥，斥为比超英赶美还不现实。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极其困难，但是绝对可以达到的伟大而实用的目标。作为一个科学家和工程师，我深信任何伟大而实用的目标都不该靠闭门造车，而应在实际问题的考验之下，在吸取他人经验教训基础之上寻求发展。

目前，中国的大学在师资、体制、管理系统等方面都离世界一流学府有相当大的距离。若想步入一流，从美国的经验和教训看来，我认为中国必须本着“在进步中求稳定”的思维，增加科研经费投入，革新大学管理系统，改变教学方式，并重研究和教学，推进产学研结合，避免过分产业化，打击由教育获暴利的行为，鼓励有特色的大学良性竞争，并且鼓励创办一流私立大学。如果这些措施果真能够见纳，想来月华如水，桂子飘香的金秋时节，我们是可以期待的。